采访人：本报记者 翟帆
受访人：《2013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主编之一、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马树超
记者：记得去年也是在7月中旬，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国家版首次发布，高等职业教育以其独特的发展和不可替代的服务而获得了社会更多关注。相比去年，今年的报告有什么新亮点？
马树超：去年因为是报告首次发布，所以我们用了很大篇幅来回述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的改革探索历程以及取得的成就，当然这些成就也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跨年对比提供了一条“基线”。
我们在编写报告时，一直在思考，报告面对的主要对象是谁？我们认为，不是教育行政部门，也不是教育战线内部，而是社会大众，尤其是学生、家长和用人部门，因此我们要回应学生与家庭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今年我们以实现学生价值为主线，围绕高职学生成长成才的个人价值和高职教育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扣住质量的关键点，呈现高职教育发展的阶段特征。
在今年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下，很多学生与家庭面临着“要不要读高职”这一选择，他们最关心的是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前景，能不能找到工作，收入水平如何……我们必须在报告中回答这些问题。为此，我们今年尝试设计了一张简洁的高职培养质量“计分卡”。这可以说是今年报告最大的一个亮点。
记者：您能否介绍一下“计分卡”的设计理念和所包含的内容？
马树超：“计分卡”的核心理念，是把人们最关心的信息浓缩在几项关键指标里进行展示，使人们对现状或结果一目了然。
“计分卡”的应用源自哈佛商学院，最早只是组织实施战略管理的一种工具，目前在高等教育领域也多有应用。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2年1月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项名为“高校计分卡”的新方案，向政府与社会展示了高校最重要的5项指标——收费、毕业率、学生贷款偿还率、学生负债情况、就业前景。一个家庭可以从计分卡中得到这些信息：送孩子上这所高校要花多少钱，孩子能否准时毕业，能否偿还贷款，毕业时的欠债情况如何，就业前景如何等。再比如，澳大利亚政府在2012年4月推出“我的大学”网站，上面列出了该国39所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数据，选取的指标包括学生满意度、辍学率、保留率、学生特征、教职员工特征、生师比、毕业生全职工作率、升学率等。
参考这些做法，我们在今年的报告推出高职培养质量“计分卡”，选取了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月收入、自主创业的比例、专业相关度、对母校总体满意度这样5项指标。
记者：您在去年接收采访时指出，高等职业教育要探索自己独特的“服务域”和“发展域”，引领“三农”、服务中小微企业、面向三线城市，在区域发展战略急需而“英才阳光”难以照射的区域、产业和企业中发挥不可替代性。一年来，高等职业教育在这方面有哪些进展？
马树超：我们国家正在推进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为高职院校布局向县域腹地延伸提供了空间。2012年，全国1297所高职院校中，设置在地级市及以下地区的有将近一半，甚至还有近200所高职院校是在县里办学，布局上比较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尤其是三线城市和县域经济发展需要，这也让学生有了更大发展空间。
围绕产业发展，高职院校也在不断调整学校的专业结构。在去年新增的1318个专业点中，与“新四化”相关的专业点数达到714个，可以使学生在“新四化”建设中丰富自己的就业选择。
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也逐步走向深化，2012年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开发专业课程4万多门，比上年增长了26.5%，校外实习基地13.4万个，增长了6.8%；企业接受顶岗实习学生数达116.5万人次，增长了12%。
记者：您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还有哪些期待？
马树超：服务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小企业走出困境、服务地方支柱产业发展，这是高等职业教育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定位。所以我们希望高职院校能更紧贴地方产业发展，根据地方产业结构、产业政策、产业发展和人才规格的需求，找准契合点，建立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形成专业结构与区域重点产业布局相适应、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对技能人才需求相协调的发展格局，成为政府促转型和企业谋升级的智慧库与技术技能人才摇篮。我们也期待高职院校能融入“新四化”建设，成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重要推手，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现代产业工人，促进务工农民“市民化”，为农业现代化培养大批农业科技带头人和新型农民。
除了对高职院校有所期待，我们对政府也有所期待。希望政府能够落实投入责任，目前多数地区还未制定高职院校生均经费拨款标准，生均预算内拨款水平与本地区同等类型普通本科院校有较大差距，导致规模扩张成为部分高职院校维持生计之道，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期待各级政府建立高职院校生均经费拨款标准，提高拨款水平，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学生合理分担、社会资助等多渠道投入机制，改变高职院校主要依赖学费求生存的办学现状。此外，还希望政府能够落实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把干部任免、教师招考、职务评聘、机构设置、专业设置等权限交给学校，形成政府依法管理学校、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格局，激发高职教育办学活力。
《中国教育报》2013年7月18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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